“那个炎热的夏季，陈族用几块砖把从工地捡回来的一块模板支起来，铺上报纸，打开平板电脑，开始了他汗流浃背的撰稿生活。”
——陈年喜
01陈族用平板电脑写作已经五年了。在此之前，他用什么工具写作，不知道。在此之前，对于我们来说，彼此是遥远陌生的存在。陈族是一位诗人，不怎么出名的那种，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写得好不好。但他有一批读者，就是所谓的拥趸、粉丝。拥趸，据说并不是一个新词，这个词对于他很贴切，准确又内容无限。陈族和各地粉丝之间联系得很紧密，诗歌是一个纽带，也是一个江湖，这个江湖有很多的门派，各有各的地盘，这地盘当然有虚拟的成分，但又是某种真实的存在，它以信息加地理的形式存在着。写诗，真是一份沽名钓誉的事业，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听陈族自己说，写了十多年，除了一堆获奖证书和奖杯，没挣过什么钱。但他乐此不疲，我猜想他最大的动力来源，大概就是那群粉丝，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诗歌从来就是知音文化。这个世界上人的行为、人的活法，无数行与止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又没什么道理。平板电脑除了携带方便，功能与台式机或笔记本没多大区别，但在陈族身上，它们的区别就是天上与地下的区别——陈族不会拼音打字。其实也不是完全不会拼音打字，陈族曾经练习过一段时间，效率最好时，一晚上也能打出五百多字，这五百字，如果一键一键回车下来，就是两首诗。对于陈族来说，这太累了，开始是找不着键，后来就找不着灵感了。键盘上毫无章法的字母组合，让他的两手和大脑疲于奔命。陈族使用的第一个平板电脑是联想牌的，时间要追溯到二〇一三年。那时候联想在电脑制造业的江湖上鹤立鸡群，陈族没有道理不跟随大众消费的风向，虽然那时候他的经济水平离这个大众队伍尚远，或者说才望见门槛。那时候，他在商州城打工，在高耸入云的楼宇下，一趟一趟地拉架子车，把砖和水泥浆送到塔吊的升降斗里。那时候，他二十七八岁，有些纤弱清秀，还没有女朋友。陈族的老家在湖北襄阳，历史上出过许多故事和人物，有些厚重。第一次相见，陈族说自己是樊城人，他把襄阳说成樊城，是不是有些沾地理和历史光彩的意思？历史上，樊城比襄阳的名气大得多。我那时候是大工，懂一点儿图纸，懂一点儿施工的技术路数。我的工资是陈族的两倍，当然用心也是他的两倍。用心不到就要返工，返工的损失要从工资里扣除，不够扣除的要用下一月的劳动来抵销，当然这种情况十年少有一遇，所以没办法不认真。我在上铺翻图纸、记数据的时间，他在下铺写诗。十英寸的联想平板屏幕一闪一闪，一行一行文字在他指头下跳跃、诞生。有时候我熬到更晚，有时候他熬到更晚，有时候我们一同呼呼睡去。但无论多么晚，商州城依旧在窗外流光溢彩，似乎它从来没有睡着过。我常常觉得现代城市真是一个奇妙的存在，那种巨大的力量，颠覆了很多古老的秩序，不知道它将会把人带到哪里。这是一只珍珠色外表的平板电脑，色泽十分莹润，外面套一只黑色皮套，黑白相间，说不出的匹配。他打开放在枕头上，我从上铺床和墙之间的缝隙看下去，它像一只睥睨的眼睛。陈族视之如命，他没有办法不视之如命，它的售价一千八百元，并且记录着他的熬血人生与电光石火般的灵感。有一天，我开玩笑说：“把你这些年写的诗歌都删了，我给你五千元。”他像被人打了耳光一样生气：“除非你把我杀了。”我不知道陈族投不投稿，反正很少见他发表。有时候无聊逛街，他也会买几本杂志，《人民文学》《十月》《延河》这些。这些纯文学杂志在大一些的城市早已经萎缩到图书馆和新潮书店的角落里，但商州城出了贾平凹，他成为人们出人头地的标杆，文学的氛围因实用而存在。但陈族与当地的文人雅士们少有交集，他像一个独行大侠，在自己的世界里和他认为的对手交流或较劲。商州城很古老，也很年轻。古老，是说它的历史，历史不仅仅是时间的叠加，它有无尽的气色，以及无尽的沉淀。沉淀到今天，不仅是眼前的山水、物事，还有人骨头里的气格、心胸、生活的态度。这是一个缓慢得有些沉默的地方，充满了落日的暮气。但时代像一阵风，沿国道翻山越岭而至，一夜之间，宁静被打破，高楼和道路如雨后春笋在丹江两岸冒出来。这就是一方水土焕发的青春。它似乎是被动的，又是凶猛的，不容商量。我说：“陈族，扎下根来，这里的活儿够你干一辈子，娶个当地姑娘，把家安了，到哪里也是讨一辈子生活。”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长辈式的衷肠起了作用，陈族踏实地每天两点一线。从东龙山到沙河，从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六年，一栋栋楼盘和一座座高架桥在我们日出日落的轮转中拔地而起。与这些相对应的是，诗歌在那张屏幕上更加急迫地行云布雨，仿佛是挣扎，也仿佛为了某种对抗。02陈族恋爱了。姑娘老家在邻县的乡下，她在这个城市叫北新街的菜市场卖豆腐干。姑娘的家乡出豆腐干，外褐里白，不堪的外表下有月色的内质，据说工艺已有三百年历史。陈族给我带过几片，美味异常。姑娘姓张，是他的粉丝。当粉丝与偶像相遇，一般都会产生一点儿热烈、一些故事。那一天，陈族去市场购物，买了二斤西红柿之后，他打算再买些豆干什么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