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的存在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还是现实层面上的在场。王蒙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横跨70年时间，成为共和国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也成为共和国的一面镜子。这个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老作家王蒙还是一个活火山，依然保持着当年出道时的热情和汹涌。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笑的风》，又像火山一样汹涌地喷发出《青春万岁》的热情，《活动变人形》的深邃，《女神》的优美和悲怆，是值得咀嚼和回味的难得之作。
王蒙《笑的风》《活动变人形》的“升级版”
长篇小说《笑的风》是由中篇小说扩展出来的，这在王蒙的创作史上好像还是第一次，王蒙自己向记者透露，《笑的风》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我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用了只重于大于而不是轻于小于夏季原作的力度，增写了近五万字，一次次摆弄捋理了全文，成为现在的文本”。
王蒙对这篇小说的偏爱，可以从“重写”的热情看出来。那么《笑的风》为什么能让一个笔耕近70年的作家如此痴迷呢？小说讲述了作家傅大成60年的人生遭际，尤其和白甜美和杜小鹃的婚恋故事，展现了60年的时代风云际会。细读小说，发现《笑的风》是一部傅大成的成长小说，也是他命运的交响曲。作为王蒙小说的忠实读者和追踪者，我发现《笑的风》是有某种基因传承的，可以说是他30多年前长篇小说的续写，或者是升级版。《笑的风》是继《活动变人形》之后的又一部关于家庭婚恋的穿越时空的长篇小说。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创作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年举办的“改革开放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活动变人形》入选其中，和《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并驾齐驱。《活动变人形》的主题至今看来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留学归来的倪吾诚与妻子静宜的婚姻生活是痛苦且不幸的，倪吾诚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影响，追求的是浪漫精神生活，而妻子静宜作为地主的女儿，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恪守着与倪吾诚不同的农业文明的伦理，两人的“三观”差异，带来诸多冲突。两人上演了一场场恐怖的家庭战争，吵架、出走、离婚，以悲剧结束。小说写到新中国成立前戛然而止。有的人同情倪吾诚，也有人同情静宜，追求幸福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是人的权利和本能。曾经有读者说，如果倪吾诚追求到又浪漫又温馨的爱情生活，他会幸福吗？
《笑的风》前半部分中，傅大成的婚姻生活和倪吾诚极为相似，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没有激情和灵感。大自己5岁的白甜美俊美、干练，除了话少以外，几乎没有缺点，但“文学青年”傅大成觉得这样的生活太枯燥了。改革开放以后，遇到理想爱人杜小鹃，那个在夜色中传来银铃般笑声的杜小鹃，让他寝食难安、朝思暮想，两人相爱了。傅大成顶着各种压力和原配妻子白甜美离婚了，哪怕白甜美以死相拼，傅大成也义无反顾。
应该说，当年倪吾诚向往的理想爱情生活，由傅大成实现了。婚后的生活也是充满了诗意和艺术。但是时间长了，美好的爱情并不容易保鲜，离开白甜美之后，傅大成反而经常会想起她的种种好处。在和杜小鹃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随着杜小鹃南下广州照顾孙子，两人的婚姻再次出现危机，傅大成又费尽万千磨难才得以和杜小鹃离婚。这次离婚没有上一次惨烈，两人都很平静，傅大成回到小渔村去祭拜前妻白甜美，人生的困惑同当年诗歌《笑的风》带来的困扰一样难以释怀。
《笑的风》可以说是作家傅大成一生的回忆录，他从一个渔村的普通孩子成长为一个知名作家，之间经历了太多曲折，因为《笑的风》这首诗歌遭遇到的悲喜剧让他一生波澜起伏、山穷水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尤其小说里写到他修自行车的“手艺”高超，让人产生了很多黑色幽默的联想。
《笑的风》又是傅大成的反思录，因为不平凡的一生，尤其经历了两次冰火两重天的婚姻生活，傅大成原本以为的价值观尤其是爱情观越来越陷入困惑，与白甜美思想不同无法对话，缺少“爱情”的火花，杜小鹃敏感、细腻、轻灵、多情，容易迸发出激情和灵感，但时间久了，两人的隔阂逐渐加深，最后也只能以分手告终。自由与恋爱、婚姻与幸福在什么样维度上才能体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傅大成一生追求的爱情幸福在实现以后，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惑。
这让《笑的风》又成为傅大成的忏悔录，尤其小说的后半部分，傅大成和杜小鹃的情感陷入了新的危机之后，傅大成对白甜美的优秀品质更加怀念，“每想起白甜美，他只想五体投地，叩头流血，哭死他这个姓傅的”。怀念追思的过程，让傅大成产生了忏悔的情绪，小说里写道：“在梦里见到了甜美，她很富态而且含笑，她的话他听不清明，但是他听到了他家乡的原装口音，土土的方言说过去以后，似乎又倾向普通话了，带点干部至少‘白总’的腔调，这时她的嘴角上渗出了鲜血”。这是傅大成的梦境，也是他内心的恐惧和战栗，后来小说写傅大成跪拜在白甜美的墓前，写他的痛哭，无疑是忏悔和认错。笑得风变成了哭得风，爱情的风变成了忏悔的风。这大约出乎傅大成的意外，也出乎我们读者的意外。
对于新旧婚姻观的困惑在《活动变人形》中主要写双方的痛苦，而《笑的风》里傅大成因为得不到爱情的滋润而灵魂痛苦，可等他失去了白甜美之后灵魂依然痛苦。80岁的傅大成陷入人生的迷茫，古今中外那些关于爱情和婚姻的经典也解决不了他的困惑。从《牡丹亭》到《铡美案》，从笑的风到哭的风，傅大成走过的岁月悲欣交集，难以言清。他在回忆中反思，在反思中忏悔，忏悔中又无尽的回忆。《笑的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倪吾诚的忏悔录，这对当年狂热追求新文明的倪吾诚来说始料未及，对作家王蒙来说也是始料未及，对读者来说，更是始料未及。
对现代性的探索和追问
王蒙曾经考虑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是从傅大成的视角作为出发点的，而现在用《笑的风》则是出于作家的客观视角。小说其实潜藏着这样的潜台词，假如爱情欺骗了你，假如婚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甚至，假如文学欺骗了你，怎么办？傅大成应该是属于被生活馈赠丰厚的作家，但他同时又是被生活欺骗戏弄的作家。我们在《笑的风》里看到了傅大成对“现代性”的追求，但现代性带给傅大成的困惑甚至脆弱也同样煎熬着他。“现代性”是近年来困扰学界的一个历史性的话题，改革开放以后对现代性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关于现代性的说法很多，定义也颇为复杂，在我看来，现代性是相对于古代性而言，或者说，它是农业文明之后的又一个文明形态，经历这种形态的转换产生的心理眩晕是必然的。傅大成这些年的悲欢离合都是“现代性”所赐。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有着沉淀深厚的土壤，近代以来对现代性的接受与反接受、传播与反传播一直是文学挥之不去的主题。而婚恋的主题也一直是作家和热心读者关心的母题，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从鲁迅的《伤逝》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都通过婚恋题材来表现现代性与中国土壤交融的艰难与困顿。倪吾诚的痛苦在于他的现代性没有实现，而静宜的痛苦在于她受到了倪吾诚现代性的“压迫”。傅大成和杜小鹃或许代表着的是某种现代性，而白甜美代表的则是某种乡土文明，穿行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的傅大成在饱尝爱情的悲欢离合之后，选择和判断愈发彷徨。
这就是傅大成认为普希金的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非常吻合自己心境的原因所在。傅大成的被欺骗感来自何处？这要从傅大成的理想主义说起，作为接受过现代性启蒙的傅大成，他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是预设好的，就像傅大成想象中的婚姻和理想中的爱情一样，这就是幸福的实现。但生活的轨迹并没有按照这个蓝图而实施，傅大成的精神上有了被作弄的感觉，觉得生活在欺骗他，用句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现实和他设定的理想蓝图是不一样的。
现代性显然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傅大成无疑是带着理想主义的目标去选择婚姻的，但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从生活实际的出发（在傅大成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庸俗），父母为傅大成娶了白甜美，所以理想主义的傅大成有挫败感，觉得生活“不真实”、太庸俗，这是现代性造成的焦虑。王蒙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写出了傅大成的没有自由恋爱婚姻这种挫败感，更重要的是写出傅大成在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和杜小鹃结成美满姻缘之后，反而滋生出另一种被欺骗的挫败感。他和杜小鹃在希腊旅游小岛上的对话，写出现代性的幻灭感。“他们边讨论边叹息了很久，他们的共识是人不可以活得过分幸福，过分幸福的人不可能成材，不可能有内涵，不可能坚毅与淳厚，不可能有生活与奋斗的意愿乐趣，他们还分析，绝对的自由的代价往往是绝对的孤独。”
个性、自由和幸福，这是现代性的重要基石，也是傅大成理想世界的支柱。但他在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幸福之后，却对绝对的自由和幸福产生了怀疑。所以又回到了白甜美的“身边”，甚至要为她建立“婚姻博物馆”，完成她生前的设想。
现象学认为生活本身不带有某种固定的本质，本质都是我们加上去的，是对生活提炼的过程，而我们之所以觉得被生活欺骗了，其实在于我们对生活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或者本质的认可，在现象学看来，生活的本质全是源于我们的理念。生活是混沌的，生活不会欺骗谁或者厚爱谁。
但是生活的模样不是按照预设的方式存在，所以现象学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提出了“怨恨”在现代性伦理中的主要特征。这种怨恨是由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对称”造成的。当我们的人生模样没有达到这种预设，就会产生一种落差——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其实，生活没有欺骗任何人，生活的模样不是我们的意愿随意设定和更改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作家可以去追求，但追求的过程往往比实现时更有价值和意义。何况傅大成在“理想”实现之后，在与杜小鹃幸福生活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怨恨”，觉得生活还在“欺骗”他。对现代性的索求和追问成为潜在的思想之波。鲁迅先生无疑是赞扬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但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却是对“娜娜出走之后”的思考，对生存的思考，王蒙《笑的风》后半部是《伤逝》在新时代的另一种超级书写。
这并不意味着王蒙对现代性的摒弃，王蒙在小说中还体现了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呼唤。这是王蒙的“复杂”之处，也是容易让人误解之处。反思现代性，反思现代婚恋，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无条件认同。在对待女性命运的关怀和悲悯中，王蒙可能要比一些女权主义还要深刻。在《女神》中他对女性的无限称赞和讴歌，在《活动变人形》中对静宜、静珍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对小市民或封建余孽加以无情鞭笞和批判，充分展示了一个大爱的胸襟和人道主义的悲悯。在《笑的风》中对白甜美和杜小鹃的平等叙述，而不是简单的褒抑，甚至比对傅大成还要更爱怜些。
小说的第二十五章《谁为这些无端被休的人妻洒泪立碑》体现了另一种现代性，他在小说中写道：“一连几天他昼夜苦想，他越想越激动，近百年来，中国多少伟人名人天才智者仁人志士专家大师圣贤表率善人，对自己的原配夫人，都是先娶后休的，伟人益伟至伟，圣人益圣至圣，善者益善至善，高人益高至高，而休弃的女人除了向隅而泣又有什么其他话可说呢？又能有什么选择？”倪吾诚、傅大成无爱的婚姻是生活的欺骗，而静宜和白甜美的痛苦来自何处呢？她们是不是也被生活“欺骗”了呢？现代性的要求是人人平等、人人个性解放，但现代性不会认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之上，一群人的幸福也不能建立在另一群人的基础上。王蒙之大，在于对现代性的深刻理解和本质阐释。
乘风破浪的语言之舟
王蒙是当代的语言大师。王蒙的文学语言带着鲜明的辨识度，我曾经将王蒙的小说叙述体称之为“王蒙流”。在《笑的风》里，王蒙语言的宽度、厚度和杂色完美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语言的宽度上，《笑的风》是伴随着小说空间上的广度而展开，《笑的风》不仅写得很长，而且写得很广。这个长不是篇幅，《笑的风》15万字的篇幅在今天的长篇小说体量中，只能是小长篇。我们觉得小说不短，是因为时间跨度长。小说从年的一个春夜的笑声写起，一直到年的春天才结束，横跨当代中国社会60年，傅大成也从一个少年变成80岁的老人，中间历经了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历史沧桑，命运也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小说成功勾画了这一时段的风俗、人心和语体，可以说完成了巴尔扎克所说的时代“书记官”的职能。
虽然篇幅不长，但你会觉得《笑的风》量容比有些长篇还要丰富，是因为小说的空间很宽广。王蒙早期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冬雨》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空间运转，即使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人物也在北京老城区的范围内活动。年重新复出之后，“故国三千里，新疆二十年”的时空跨越和人生动荡，王蒙的小说空间感凭空扩展，从《春之声》开始，他的空间已经摆脱了早期的一维空间，而是扩展到多维空间，因而被人们美誉称之为“意识流”在中国的尝试，也开启了王蒙小说的新空间。在《笑的风》中，小说的空间从渔村到都市、从北京到上海，从中国到国外，从欧洲到美国，主人公的足迹随着笔会、旅行逐渐扩大，异国风情，多民族文化的呈现，可谓五光十色，构成了小说斑斓多彩的底色。
由于这些不同空间的存在，王蒙的语言在叙述这些不同空间时会下意识地融汇一些当地的方言和俚语，傅大成的Z城带着渔村的气息，甚至有一点东北味，而杜小鹃到了广州以后，语言也会带着粤味，至于京味儿就更不用说。小说中俄语和英语的熟稔地运用，和人物的心理契合度极高，又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说，在中国作家当中，如此高密度地使用中外语言和本土语言的，很少有人能做到。就这个意义上，《笑的风》也是一本语言的奇书。
另一方面，王蒙语言又拥有一种厚度，拥有深厚的语言底蕴，来自中国文化的底蕴。经常有人婉转地批评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体”现象，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袁可嘉等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选》也间接参与当代新潮小说的写作。王蒙早期小说受到苏联的影响，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摆脱了这些影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王蒙流”。而近来，由于深耕老子、庄子、孟子的哲学著作，让他的语言在底蕴上加重了汉语的韵味，体现了充分的文化自信。《笑的风》中各种古语雅言信手拈来，一点也不别扭，也不会文白相间的“隔”和寻根文学的“做作和别扭”。王蒙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及时捕捉到时下的流行语，网上的新词咯嘣咯嘣地就蹦出来了。这对于一个年过八五的老人来说不只是心态年轻的问题，关键在于融入到小说里，和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
王蒙语言的宽度、厚度以及由此构成的彩虹般虎皮般的绚烂，常常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滔滔流出，但又注意人物视角和人物叙述。在《笑的风》中，叙述的视角多重出现，时而是作家王蒙的叙述，时而又是作家傅大成的叙述，既分又合，合合分分，分分合合，有时候又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仿佛是古代的庄子穿行在当代小说中，时而化蝶，时而人形。这种方式虽然之前王蒙也经常使用，但那些主人公与王蒙总像有些距离，而傅大成的作家身份与经历，都是王蒙同时代人的缩影，是王蒙最熟悉最亲切的人，某些片段还融进王蒙自身的经历。所以说，《笑的风》的语言外壳是新世纪以来王蒙运用得最天衣无缝的一次。
当然，王蒙是一个小说里善于“化进”、“化出”的作家，他迷恋小说的叙述，痴迷小说语言的魅力，但是他又不会沉湎于语言的囚笼之中，他会跳出“三界外”，像俯视人物命运一样俯视语言。王蒙在小说里经常出人意料的荡出一笔，看似离小说主要情节有些远，看似闲笔，但细细阅读起来，你会觉得是《红楼梦》里那种“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比如在小说的结尾，可谓闲笔，也可说是“神来之笔”，“大成在电脑上用王永民的五笔字型打‘悲从心来’四个字——DWNG，出来的是‘春情’二字”。
人们容易把这视为王蒙的机智和睿智，其实这种跳出三界外的思维，正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的天地思维，如果“悲从心来”是一种目标，是一种既定程序的话，那么你种下的是“悲从心来”，收获的却是“春情”，这是生活欺骗了你吗？如果你种下的是“春情”，可收获的却是“悲从心来”，这是生活欺骗你吗？其实生活不会欺骗谁，就像土壤不会欺骗种子一样，只是我们的种子有没有选错，我们的种植程序可能出了问题，或者我们的种植者出了问题，才有那么多不确定的人生，或者被欺骗的人生。就像我们被语言欺骗，也欺骗语言一样。其实语言只是一条小舟，它不能带我们到何处去，而是我们自己要驶向哪里。
王蒙的语言之舟由于超负荷运转有时被语言吞没，甚至河流也被王蒙的语言吞没，变成了语言的海洋，最后王蒙也被语言吞没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小说总是灰色的，语言之树长青！
◎来源：作家出版社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