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金融学家，搞了半辈子金融，5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改行，不搞金融，开始鼓捣字母。
现在我们叫他跨界先锋，当时他在背后却不知道被人喊了多少次傻帽。连他上小学的孙女都说他：「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不就是个0嘛！」
他做的工作极其复杂，但出来的结果却非常简单，有人嘲笑他：「几个字母，搞了3年。」其实这些人哪里知道，他何止是做了3年啊，前前后后加起来，6年时间都过去了。
除了被周围人说「傻」，他还被另一些人称为「洋奴」。这些人觉得，他所做的工作是外国人的玩意儿，中国文化传承了几千年，根本不需要他和他所做的工作。
说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能猜到他是谁了。
他是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他与叶籁士、陆志韦共同起草了关于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初稿。媒体喜欢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但他自己却从未接受这个称谓，反而一直在说自己是「汉语拼音之子」。现如今，上亿的年轻人因为他所做的工作而受益，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研究，就不会有搜狗输入法这样的拼音输入产品，也就不会有现在大家在电脑和手机上的畅快输入
——当时的人觉得他傻，我们觉得他帅爆了。
他说:「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没有大作为的人，都是随波逐流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平凡的人怎么生活，这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对这门科学和艺术没有贡献，不过我的一生倒是有平凡生活的经验，如此而已。」
他视自己若等闲。他只承认自己是个「语文工作者」，就像张佳玮把自己的专栏称作「写字的地方」，或者，也许可以这样认为？
他本业是经济学，曾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曾站上复旦的讲堂。50岁，知天命的年纪，才应邀扎进文字改革，现代汉语学随之得以草创。他编写《字母的故事》，他参与制定推行了汉语拼音通用方案，让我们能轻易地打下一个个汉字，串成一行行排成一段段骗几个赞。当然，他不是一些媒体渲染的“拼音之父”。但若没有他，汉语拼音，现代汉语，不定什么样呢！苏联曾经专门派人来说，你们要文字改革，就改用我们俄文的西里尔字母吧！要真这么干了，则太难推想，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和国际接轨」又将经历几重曲折…毛泽东指示，可以考虑用民族形式，用笔画简单的古汉字。这么干干了几年，又怎么会成功呢…是周有光，说咱们采用拉丁文字吧。
是周有光，为我们的现代汉语定形、定音、定序、定量。他一度需要回复海内外四千封教授来信，试图说明汉字拉丁化之可行。我们熟习而漠然的“jqx小淘气，遇到ü眼要挖去”，“iu并列标在后”，“Peking变Beijing”，都和他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
他也曾被下放到宁夏。不能带研究资料和参考书，他就带上二三十国文字的「伟人」语录，开始研究比较文字，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他和七十一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沉默的大多数欲沉默而不得的时代，他们对着几万株高粱高声交谈。大多数人如临深渊，他对着深渊轻轻吟唱。大多数人如履薄冰，他在冰上跳起了轻快的舞。
他，经何廉的介绍，和爱因斯坦见过几次面，聊过几回天。但这事直到百岁之际才被晚辈「挖掘」出来。他觉得爱因斯坦那会儿百无聊赖，只是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聊一聊。于是，他把这次经历视若寻常。他把这茬忘掉。
他更参与主持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编译，三位编委他是其中之一。同时是日文版的国际学术顾问。连襟沈从文笑称他为「周百科」。(说来只能无奈，昔年欧洲小国以百科全书相赠，我们竟无以为报，给了人家一本新华字典…)
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患有忧郁症，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35岁”。他竟活成人瑞。晚年孤寂，简直文人常态。周梦蝶一粒花生米就一口白粥，卞之琳喜听薯片咬碎时发出的脆响，张爱玲更是不晤人，不应门，每以速冻食品充饥，把电视剧的声音放得很大，却不看，在空调的冷气中离开了人间。他却能始终保有郁勃的生机，在一百一十岁的光景，照样吃几回烤鸭，大闸蟹，葱油海参。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升起星星点点的敬意，感叹他走过，他完成，完成了这么多，完成的这么好。
但是，周有光的存在，就在于年轻时这些斐然华彩？他百年人生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先生」之前加个点缀称他为「老先生」？
不，周有光之象征性在于:茫茫比特海上，有这样一位老人，走出专业的深井，试图穿过半世风雨，试图拨开百年迷雾。哪怕上帝忘了他，我们也忘了他。
妻子张允和他说:「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重新算起」
他甚至搭建了博客，像蜘蛛一样在网上行走。他甚至在百岁之际写了一本《朝闻道集》。
他赋闲在家，不拿自己当国宝，也不靠各种题词赚取高额润笔。他笑言:「季羡林被捧得那么高，其实跟钱伟长一样，儿子来看他都不方便啊」
他不作振臂呼，只是坚守常识与理性，无所羁绊，保持清醒。看似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却不期然而然地闪烁出智性之光，轻易地突破或绕过重重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他无意制造也无意遵循任何理论体系，始终保有着一种强大的「业余感」。偏又有一些颇有分量的前辈，如三联的老编辑，结结巴巴地交口称道先生的好。他不靠性格的平和，衣着的简朴，活的时间长来收割读者。他只是对全世界，全中国，全人类保持关切。他也不靠鸡汤和温情脉脉的文字感动读者，尽管他和夫人张允和，如涓涓细流般相携走过七十岁月。
他说:「Google现在要退出中国，为什么一个私营公司要退出，美国总统会出来讲话？这说明它不单单是一个公司的问题，也不单是科技的问题。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现在是五大自由，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网络不应该被控制。」
他说:「参加世贸只是产品进入世界，不是人民进入世界。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他说:「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富是讲个人的。」他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他说:「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要改的是国情，不是民主。」他说:「“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他说:「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他说:「称先生是尊敬，称女士是不尊敬。这明明表示了重男轻女的下意识。想要尊敬，反而不尊敬了。」他说:「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他说:「全球化跟其他历史时代一样，幸福和灾难共生。幸福没有全球化，恐怖主义倒已经全球化了。」
他所说的，其实就是「常识」二字。好在平实，恳切。但不妨坦言，我们不会去看周有光的书。不会了。那样的百科全书风格（不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好像再也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了。大师逝去，总会激起几多怅惋，几多纪念，甚而有朋友圈里「云治丧」的场面。就像人们口中笔下的杨绛，往往是那个「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人们乐道于《我们仨》远甚于《干校六记》，远甚于《洗澡》。更不用说杨绛的姑妈--杨荫榆女士的生与死了。葛兆光《谛听余音——关于学术史、民国学术以及“国学”》：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谈王国维，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谈陈寅恪，应该讨论的是他的那些预流之学问，比如中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至于周一良，学术史最好讨论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毕竟是书生》。
不过，周有光的不同在于:
他的存在本身，就俨然一座丰碑。「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如此而已。
